工地上的复杂中国

好在没过多久，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地修路民工来到中伙铺村，这里单调的娱乐生态很快就出现了显着的改变——“桥头堡”横空出世。

“桥头堡”这三个字，是我来到中伙铺后最频繁听到的一个词汇。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它时，正拎着摄像机在工地上溜达，一群民工正在埋头搬运着石块。当我走过去，他们都好奇地停下来，抬起头来怔怔地看着我——这是工地上经常上演的一幕，一个拎着摄像机的外来者永远让民工们充满了好奇心——就像我永远对一群正在埋头劳作的民工充满好奇心一样。我朝他们微笑地点了点头，拿着摄像机，拍摄着他们。

一个民工突然指了指我的摄像机，笑着说，“你应该拿这个东西去桥头堡拍拍。”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迷彩服，衣服的暗色花纹几乎被泥巴和尘土遮盖不见了。但他说话的时候，脸上的笑容非常灿烂。

“什么？”我没听明白。

“你应该去桥头堡拍摄一下，那样才精彩。”他重复了他的话，脸上的笑容更增添了一层神秘，“我们没有什么好拍的，我们都是土包子。”其他民工一阵哄堂大笑。他们几乎笑得前仰后翻，站在泥地里直不起腰来。

“桥头堡是哪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这个“桥头堡”一定不是个平凡的地方。

“桥头堡你都不知道啊，你还当记者？”那个穿迷彩服的民工笑得更加灿烂，显然，他将我当做记者了。“就在那座桥旁边啊，你应该去采访采访。”他指了指龙门溪的方向。

“就你这个鬼不正经，莫嬲别个啰，人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呢。”一个年纪大的人出来打圆场，他呵斥着大家，“快干活快干活，要不又要下雨了！”民工们又是一阵大笑，停止了对我的围观和调侃，重新开始手中的工作，不再搭理我。

我回到项目部，当我问一个施工员桥头堡是个什么地方时，也引起他一阵大笑。“桥头堡啊，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地方。”他双手围拢，比划了一个灯笼的姿势，“怎么了，你也想去体验一下生活吗？”我马上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我在工地上被那个穿迷彩服的民工调侃时，就大致猜到了桥头堡是何方神圣。因为在底层民间，能突然引起大家那么浓厚的兴趣和欢乐的事情，很可能就是和“那话儿”有关。

“一般来说，只要我们去哪里修路，哪里马上就会开这种店。”施工员继续笑着说，“这也没什么，毕竟这么多民工常年在外，离家分居，有这个需求嘛。哪里有需求就哪里有市场啰。”我找到了桥头堡，就在省道跨过龙门溪的大桥之南侧桥头。它并非像“堡垒”一样封闭，而是一栋普通的两层民居，紧挨着旁边一栋修路民工租住的宿舍楼。它的外墙脏兮兮的，没有挂任何的招牌，但长廊里并排挂起了四盏崭新的红色大灯笼，即便是在白天，都亮着灯光，显得鲜红璀璨，瞬间就赋予了这栋房子与众不同的气质。最打眼的，是它大门敞开，而堂屋里，一把有着俗气花纹的长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靠着好几个女子，穿着暴露、身材健硕，年纪似乎都不算太轻，看起来都有三十多岁。除了脸上的妆化得稍微浓艳点外，看起来和别的农家女人没有什么不同。

我刚在大门口停留一会，门内就有人注意到了我，起先是一位白衣女子，她慌慌张张地从斜躺着的沙发上坐直起来，瞪着怔怔的大眼睛看着我，脸上露出紧张而讶异的神情。旁边的其他几位女子也一阵骚动，纷纷从沙发上爬起来，齐刷刷地看着我。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内疚。我知道问题一定出在我手上拎着的那台摄像机上——我有一个去哪里都带着它的习惯，她们一定将它看成是具有曝光威力的权力工具，而将我当成了一个突然而至的电视台新闻记者——就像我碰到过的535医院的病人亲属所想的那样。为了避免打扰她们的悠闲生活，我赶紧拐进了桥头堡旁边的民居里。

这里租住着新龙门溪大桥的挖桩队民工，和老何的民工队一样，他们也是我的主要拍摄目标。直到我和熟悉的民工们随意地聊着天，或拍摄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时，我才逐渐摆脱窘迫。但我仍能感受到来自桥头堡里的关注目光，虚惊一场的她们站在大门口，对着我指指点点，彼此还窃窃私语，脸上的紧张逐渐被好奇和兴奋所替代。随着后来我多次经过她们门前，她们彻底地解除了对我的警惕，开始对我露出友好而妩媚的微笑，甚至还有人在沙发上对着我热情地招手，好像将我当成了她们的老邻居或老相好。此时，在她们的眼里，我手里的摄像机已经没有了任何威胁力，也许，它就跟一个农夫手里拿着的锄头或镰刀差不多。

挖桩队的领班老何，在很多省份的建筑工地待过，算是见多识广。他对桥头堡司空见惯，“这种现象全国各地都有，不足为奇，现在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了嘛。”但说起里面那些女人时，他却隐隐流露出略带遗憾和不屑的口气：“那些女的年纪太大了，不像我们重庆，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乖妹儿多得是。”“你要是下次去我们重庆，我可以带你去找几个乖妹儿耍耍，那可不是你们湖南这种水平。”在他的口里，叫“乖妹儿”的这种东西听起来像某种土特产，和他之前一再提及的“小三峡”和“大昌古镇”彷佛是同一类充满诱惑的东西。

“桥头堡”这个名字的来源已经无从考证。总之，大家都心知肚明地叫它“桥头堡”，这个应运而生的场所很快成了修路民工们新的娱乐点，它似乎使平凡乏味的生活瞬间有了起色。它一度成为了单身壮年民工的最爱。他们几乎常年在外打工，一般老婆都不在身边，性的需求只能靠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

在桥头没有出现这座“堡垒”之前，民工们通常聚集在宿舍里一起看A片。有一次，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推门而入，黑漆漆的工棚里，一台二十一英寸的电视机发着黯淡的萤光。一个日本女优正在激情中，呻吟声回荡在小小的空间里——这样的光碟在镇上的音像店里花上十块钱就能买到一张——五六个光着膀子的民工正屏息凝神，一齐盯着电视萤幕。看见我，他们吓了一跳，接着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没事，你们慢慢看。”为了不打扰他们，我礼貌地退出了工棚。我知道在看这玩意儿的时候，如果有个外人突然现身其中，那绝对会扫了他们的兴致，会让他们觉得很不自在。

而手机的普及，也使得色情无远弗届。有一次，我和一个陕西民工互留电话号码，无意中发现他手机桌面竟然是一个裸体美女。

“啊，你的屏幕很火爆！”我说。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赶紧将手机收了回去。他四十多岁，看起来很憨厚。这款手机是国产的“山寨机”，笨重，金光闪闪，乍一看像块金砖——在工地上，民工们用的几乎都是山寨机，但有些外形和LOGO却足以乱真。一款叫做NCKIA的山寨机，它的C接口得很紧，乍一看和NOKIA一模一样；而一款叫做CPPO的手机，看起来和OPPO没什么不同。即便是iPhone苹果手机，也有高仿真的山寨款，对，它正是项目部孟总手里的那部。它从外形到系统都和真正的苹果机一模一样，但价格只到苹果机的四五分之一。而更低级一点的山寨苹果机，它的字母标识是iPnone4，虽然比iPhone4少了一笔，但它却给了你一只完整的苹果——没有被咬过的那个小缺口，这让人看了哑然一笑。

当我和陕西民工说话的时候，旁边一个年轻的民工爽朗地说，“这张不算什么，他的手机里还多着呢。”“是吗？”我说。

“是的，我给你看看，有图片也有视频。”年轻民工抢过来手机，快速地按着键，打开了一个文档。很快，一个裸体的大波妹出现在屏幕上，她挑逗地伸出舌头，用火辣的眼神看着我们说：雅蠛蝶！

“啊，我喜欢，我拍一下！”我端起摄像机，装作要拍摄的样子。两个民工看着我的反应哈哈大笑。

“这个你不要拍，拍了你的片子就是限制级的了！以后就不能在电视台播出了。”年轻的民工打趣地提醒我。

中年民工露出了他憨厚的笑，挠了挠脑袋说，“没办法，我们老婆不在身边，就只好过过干瘾啰。”“小机机”拍客的底层生活

立场、主题、身份这些宏大的东西，虽然是“张赞波”要尽力掩藏的东西，然而在工地和乡村底层，某种层面上，“张赞”这个身份也被“张赞波”扮演得非常成功。随着“张赞”跟大家相处得越来越熟络，大家对他的好奇，慢慢地从拍摄方面，转移到了行业“潜规则”等八卦问题上。

“嗨，张赞，你潜规则过女演员没有？”有一天，王司机意味深长地问我。

“哪有？我是拍纪录片的，没有女演员。”

“那以后你拍剧情片了你就可以潜规则了吧。”王司机很开心地说，“这在你们圈子里应该很普遍吧。”“不知道，我不混圈子。”

“别不好意思啰，哪个圈子都有潜规则的。”王司机表现出了他非同凡响的见识，“你们电影圈有电影圈的潜规则，我们工程圈也有我们工程圈的潜规则。这其实很正常。”我只好默认。他总有一些让你无法辩驳的观点，如果继续争论下去，会让你很难脱身。相比之下，其他职工的问题就比较好对付。

“你觉得范冰冰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一位职工突然问我。

“不知道，不熟。”我回答他。

“我看网路上说她跟很多人有一腿，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清楚。”我力求简洁地回答，希望尽快结束这个无聊的八卦问题。

“你不是拍电影的吗，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呢？”他很失望地走开了。

有时候，他们也会问起我拍完纪录片后的播出问题。

“你这个片子以后在哪个台播出呢？”合约科的一位女职工问我。

“现在还不知道，要做好后再说。”我只能塘塞着她。

“能不能上中央台啊，要是能上中央一套就好了！”她脸上焕发出难以掩饰的期待。

“我也希望上中央台呢。”我感到暗暗好笑。“那你拍了我的镜头没有？你可要给我拍几个镜头啊，到时在中央台播出了要通知我们看！”女职工兴奋地说。

我只好在心里暗暗地说了声抱歉。我知道，我的片子不可能上央视，就像烂白菜汤不可能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中一样。

不光是项目部的职工，民工们也总会有意无意地拿电视台的标准衡量我。有一次，我去山坳上一个土方队拍摄，有位五十岁左右的民工看见我走来，指着我的摄像机一脸坏笑地说，“你这个小机机好小哦。”“什么？”我没太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你这个小机机，这么小。”他有点不屑地地用手比划了一下我的佳能小高清摄像机的长度，“人家电视台的机机比你的大多了！”他展开手臂，夸张地比划了一个“大机机”的尺寸。“我看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们的摄像机都好大，湖南卫视的也很大。你的怎么这么小？”“哦，这玩意儿不在乎大小的，要看它的功能。”我明白了他的弦外之音，乾脆顺着他的意思开着玩笑，“那些看起来很大的，关键时刻往往不行。”民工们听了我的话后，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然而让人笑不起来的是，“张赞”的“小机机”偶尔被误认为“功能强大”。贫穷而老实巴交的贵爹，七十多岁，很多年前丧偶，因为地陷灾害，他的老房子塌了，只能独自住在废弃的小学教室里　墙壁上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已经被烟熏得黑黑的。

“我的腰一直很疼，我怀疑自己有肾结石。”有一天，他摸着自己的腰跟我说。

“那你应该去医院看看，最好照个片。”我建议他。

“你这个东西能照吗？”他指了指我手中的摄像机，期待地说。

“什么？”我没听懂。

他又重复了一遍，“你能用你手里的这个东西给我照个片吗？”这时，我才明白，他将我的摄像机当做是X光照片机了。我摇了摇头，心酸地关了机。那一刻，我真希望手中的摄像机可以识别病痛，甚至治病疗人，而强过用它拍摄这些没用的纪录片——它们不能给镜头后的人们带去半点帮助，更别说去改变我们均置身其中的那个结石般坚硬的世界。

（节选自《大路》，因版面有限，有部分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