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精选】萨特和波伏娃的爱情

萨特和波伏娃1929年在巴黎相遇，那时她二十一岁，他二十三岁，都是大学生。他长的难看，但幽默风趣，并且才华斐然；她长得美，严肃庄重，还是个“循规蹈矩的年轻女孩”，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很快，她便被以萨特为首的年轻哲学家团体所吸引。两人之间的交往很快就变成了一件双方都很享受的事，并成了20世纪最饶有趣味的传奇故事之一。

在神话和传奇故事中，真理在消失。以致于到最后，我们都无法很好地理解它们说了什么。一些人物斐然的声名掩盖了历史的真相。文本和资料中也充斥着各种陈词滥调。

如今的萨特和波伏娃便深受其害。他们不仅受害于敌人，还受害于他们的崇拜者。他们被模仿，被追随，被厌恶，被唾骂，人们只能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些过于简单化的形象。“存在主义”和“女权主义”成了埋葬他们共同经历的两个词，他们的共同经历要比人们所描述的更深奥、更复杂。他们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爱情故事，人们还将他们变成政治斗士。毫无疑问：萨特也出过错，并不像世人所想的那样，他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为共产主义的欺诈而辩护，然而他也总是振振有词地反对极右派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然而，人们忘记了让人敬佩的《恶心》（一本非常实际的书），以及他的存在，那种致力于生猛的独立的存在。作为《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在当下有足够的理由被人颂扬。她不仅是领导女性解放运动的大主教。她是一个清醒而勇敢的作家，有着极为敏锐的自知之明。这一点难能可贵。

萨特和波伏娃1929年在巴黎相遇，那时她二十一岁，他二十三岁，都是大学生。他长的难看，但幽默风趣，并且才华斐然；她长得美，严肃庄重，还是个“循规蹈矩的年轻女孩”，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很快，她便被以萨特为首的年轻哲学家团体所吸引。两人之间的交往很快就变成了一件双方都很享受的事，并成了20世纪最饶有趣味的传奇故事之一。

说到这儿，我们就已经惊奇不已。所以这两个年轻人绝非平庸之辈吧？当然不是。他们排斥那个时代的社会，排斥它的旧标准，排斥它具有致残性的麻木，排斥它的各种偏见以及它的愚蠢。萨特一下子便成了一朵毒害法国人思想的奇葩，成了一个玩转各种概念的能手，成了一个头脑清晰、坚决果断并且想有一番作为的小个子男人。波伏娃（她的名字让我们联想起英文单词beaver）几乎马上就成了“海狸”，也就是一个精力充沛又勤勉的女孩。他们说，他们读，他们到处行走，他们互相爱慕，他们决定用一张契约来互相约束，这张契约一直持续到萨特死去，也就是五十一年。半个世纪的感情，半个世纪的末期，谁能与他俩相比呢？

在契约中，规定了坚不可摧的忠诚，同时也保证了每个人的自由。有“必然”之爱（他们俩的爱情），也有“偶然”之爱（萨特后来有过很多恋情，而波伏娃，除了萨特之外，至少有过三个重要的男人，她对那个美国小说家尼尔松·奥尔格伦的感情尤为强烈）。他们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他们写了很多，游历了很多，积极介入了各种斗争，他们创建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摩登时代》，他们备受抨击和辱骂，同时也备受崇敬，他们从不在战争和各种事件的漩涡中迷失自己，他们俩常常带着一种奇怪的坦诚相互交谈，他们一直在努力让彼此“透明”（当然并非一直如此）。奇怪的描述连续性（尤其是波伏娃回忆录里的），是一种自我创造，它会与那些悲剧性的世纪决裂，那些悲剧或多或少都是没用的，是带着拘谨的浪漫主义。在他们的关系中，萨特是主导因素吗？对此，波伏娃从来没有否认过，但这并没有阻止她为自己思考，为自己生活，也没有阻止她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思考女性生存状况的女人。不管怎样，他们都是作家，他们希望向世人证明，他们的作品能够帮助改变这个社会（对于这个社会，我们应该抵抗）。他们的存在是一场漫长的战争。最终，他们赢了。

西蒙·波伏娃的个人经历比任何文学虚构所能达到的程度更丰富更复杂更精彩。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哪位女性，能像她这样在那么多的领域获得赫然的座席、赢得震耳的名声：现代妇女运动最早的权威理论家；现代存在主义思潮的发起者之一；龚古尔文学大奖获得者；圣西门式的传记家；激进的左派人士；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惊世骇俗的女才子 ......法国的两届总统密特朗和希拉克，都把她的才华和成就引为法兰西的骄傲。

获胜的关键，在于不顾一切地相爱。在这一点上，没有比他俩的通信更有说服力的了。萨特称波伏娃为“我迷人的海狸”、“我亲爱的”，还有“我温柔的小可爱”。“小”这个词在他俩的信里经常出现。“在最平常的一天中，我会无数次地产生一种无端的、特别的小欲望，想要在你身边，想要亲吻你的小脸蛋。”他们读康德、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他们想给哲学带来一场变革，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再见了，我的小可爱，我亲爱的。我是多么地爱你。我想再看看你的小脸庞！你知道吗？当我回想起我早晨的离开，就感到心神不宁。”不管是因为在异地教书而分开，或是因萨特被禁德国而分开，他俩频繁通信从来没有中断过。“明天见，我亲爱的小花儿！我使出全身力气亲吻你！”爱情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它让我们在谈论一切事物的时候都充满了深度：不论是文学、日常生活、政治，还是其它涉及到理解其功能的其它事物（萨特和波伏娃便是最好的写照）。波伏娃的回应也带着同样的热情：“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心肝儿”、“我的小纯纯”、“我亲爱的小另类”或是“亲爱的小绝对”。萨特向她吐露，他正在思考虚无，波伏娃亲切地回复道：“你将成为一个大哲学家，我的小聪明！”当《恶心》问世的时候，她更加亲切：“我略微觉得，如果我不能像卡夫卡和你那样，发出引起人担忧的新声音，那么写作就是无用的。”更有甚者：“我爱你。我将你的整个脸蛋都亲个遍——我亲爱的。”还有：“我完全深陷在对你的柔情之中。”

他俩的通信非同一般，因为他们几乎什么都说。在他们眼里，世界就在那儿，它是新奇的，疯狂的。旧的现实崩塌了，另一种自由的存在随之而来。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通过那个使“圣日耳曼德佩”变形的棱柱看到这一景象，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萨特和波伏娃认为，创造一个新的存在方式是可能的。若没有天真，没有神圣的利己主义,没有利用同伴们的神经官能症，新的存在方式通常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有时甚至会以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进行交谈，但他们总是会尽力去理解，去倾听，去解释。从某一方面来讲，萨特是个不知悔改的风流浪子。然而，海狸始终在那儿，并常常出面为他收拾残局。她会说：“应该保护萨特免受他自己的伤害。若没有我在他与世界之间当屏风，萨特就不会写作。”女人们对萨特纠缠不放吗？海狸会出面调解。有奥尔嘉、旺达，后来又有卡米耶。之后，有桃乐丝、伊芙琳，还有很多很多，大部分都在旅行途中认识的（其中有一个巴西女人，他们之间的邂逅就像一幕悲喜剧，对此波伏娃后来说：“萨特失去了理智”）。对萨特的这种守护，波伏娃从来没有放弃过。带着些许露骨和粗俗，波伏娃在她后来写给尼尔松•奥尔格伦的信中定义了自己与萨特的关系：“萨特并不热衷于性。他是一个热情洋溢、充满活力的男人，除了在床上。虽然我缺乏经验，但我很快便察觉到了这一点，慢慢地我们觉得，做爱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无用的，甚至是不适当的。差不多八到十年之后，我们放弃了，我们几乎体会不到这方面的快乐。”对于女人，萨特更喜欢前戏而不是做爱。他自己知道，他是个“爱抚者”，而不是“交媾者”。他很清醒：他对自己丑陋的长相做了阐释，说丑陋并不会妨碍他，因为，就像他自己说的那句话，他有着“金子般的头脑”。欣赏、默契和柔情让爱情在没有性的情况下继续存活，这太少见了。萨特曾对波伏娃说过的一句话能总结这一切：“没人能像我们彼此理解一样地去理解。”契约就这么坚守下来了，那是一种不离不弃、毫无保留的相互支持。在这考验之中肯定不乏紧张和痛苦的时刻，但最终，理智和自由战胜了一切。这一模式恐怕无人重建。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有他自己就够了，我有他就够了”：这就是“迷人的海狸”对她的“小绝对”的爱情宣言。没有婚姻，没有孩子，有的是那份从年轻时就一直坚守着的钢铁般的忠诚。也就是说，海狸在某一天也成了一个柔情蜜意的西蒙娜：“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养成的。”在法国媒体掀起抨击萨特和波伏娃浪潮潮之际(冷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时候)，她与尼尔森·艾格林有肉体关系一事又在美国遭到了曝光。在巴黎，有人把她戏称为“伟大的女萨特”和“萨特圣母”？她当时正忙着在他“亲爱的丈夫”面前宽衣解带呢。“每当我想到我将要见到你，将要触碰你时，我便头昏目眩，心头像有小鹿在撞，我不停地想着我们的相会，有时甚至会激动得受不了，我喉咙紧闭，双唇发干。”对于她来说，尼尔森•艾格林是一只“温柔的小鳄鱼”，海狸也变成了“深情的小青蛙”。她揉揉眼睛，说道：“我将会像传统的模范妻子那样对你忠贞不渝，因为我别无选择。”之后又有：“将我拥入你的怀抱，拥吻我，让我成为你的女人。”波伏娃给尼尔森·艾格林写的信最近出版了：这一揭秘让波伏娃更加迷人。所以，她同时脚踩几只船，萨特也是如此吗？当然，而且这是最遭世人指责的。简单地说，他们乐此不疲。爱情、温柔、精神上的忠诚、情欲，这一切到最后都统一了，我们可以读到结局。艾格林是“那位没有结婚的丈夫”。他给西蒙娜的那枚银戒指，她后来一直戴着（后来她还要跟他一起火化）。然而不久，激情就消退了，他希望她完完全全属于他一人。他变得紧张、尖酸，说到底，他是嫉妒她与萨特的特殊关系。西蒙娜让他不要再沉湎于幻想，但徒然。因此1961年，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知道卡萨诺瓦吗？他就是一个擅长睡女人的家伙，至少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但是他并不会因此而藐视那些女人。”我们没有留意到，波伏娃其实非常喜欢司汤达和十八世纪，那是一个各种偏见受到动摇、两性最平等的时代（总而言之，《第二性》是对死气沉沉的资产阶级十九世纪的控诉，因为受清教主义影响，我们总有重回那个年代的倾向，看看如今的克林顿-莱温斯基性丑闻事件吧）。艾格林虽然有着“美国自由”（在西蒙娜的生命里，他像是一阵热风），但他还是有很多不能做的事。无关紧要：西蒙娜的书信，感人、真诚而深邃，堪称一部集幽默和狡黠的真诚于一体的杰作。

对正统思想做的最后一番嘲笑：萨特后来收养了一个年轻女人（奥莱特），波伏娃也一样（塞尔维亚）。他们俩什么都做了，招来各个年龄层的恪守陈规者的厌恶，这一点也不奇怪。卡萨诺瓦没有像他俩那样的经历，我也没有。但这并不妨碍：曾经有过，将来也总会有，一个充满各种自由思想的国际化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