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英国人拍了部叫《一九八四》的电影，但中国观众不知道。

那一年，20岁的尼古拉斯•凯奇演了一部叫《鸟人》的电影，但中国观众不知道。

那一年，电影《终结者》诞生，中国观众过了七年才看到，当时很少人记住导演的名字——詹姆斯•卡梅隆。

但毛肚的爹记住了，因为他是区文化宫电影放映厅的画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影院外的巨幅海报还没电脑喷绘那么一说，得靠毛肚爹这样的匠人站在高脚架上一笔一笔画出来，写上片名主演和导演。偶尔发生审美偏差，笔走偏锋，把施瓦辛格画成尚格•云顿，广大观众也看不太出来。

毛肚爹就是在这里认识了负责卖电影票的毛肚妈，后来就有了毛肚。

如此说来，毛肚也算生于电影世家。

每年暑假的时候，毛肚就泡在文化宫的放映厅里，反复看那些片子，好片，烂片，都有。但那时候有一点和现在不同——大腕是不接烂片的。

他童年的愿望就是长大了以后也在文化馆上班，负责摆弄放映机，一家三口就永远有看不完的免费电影，然后晚上在饭桌前评头论足，指点江山。

毛肚的小舅舅也是电影工作者，外号红烧。

红烧舅舅的职业叫跑片，听上去像“跑偏”。

当时电影都用拷贝放映，数量有限，常常要几家小影院共享资源，你这场放完了赶紧拿来给我，跟传递奥运圣火似的。红烧舅舅就负责骑着摩托车把拷贝从这家影院送往下一家。

观众们这时候就只好到外面去中场休息，抽烟的抽烟，拉屎的拉屎，买冰棍的买冰棍，并且伸长脖子等着跑片大哥驾着七彩祥云到来。

毛肚觉得舅舅的工作太赞了，可以威风凛凛地骑摩托闯红灯，还有几百号人盼星星盼月亮地候着他，那架势跟重要外宾来我校参观指导一样。

可红烧舅舅觉得这份工作没意思，领着波澜不惊的死工资不说，背着这份拷贝跑到A家，喝口水，马上要背上另一份拷贝跑到B家，看电影的机会很少，永远是一种凯鲁亚克“在路上”的状态，可惜他又不是嬉皮士。

毛肚小学上四年级那年，红烧舅舅辞去工作，当上了黄牛，在电影界正式跑偏了。

区文化宫这种小地方是没有黄牛市场的，红烧舅舅靠着早年跑片积累的人脉，一头扎进国泰国际国星这种大影院的黄牛圈，从经理这里拿票，到大厅里揽客，在门口数钱。

黄牛们像电影杂志编辑一样保持着专业敏锐性，一到这种大片进来时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好的进口片，都不用你去揽客人，没买到的票的反倒追着黄牛问有没有票有没有票，这时候黄牛才是上帝。

文化宫也放《泰坦尼克号》，但要比大院线晚五天，毛肚打算先忍一忍，看免费的。红烧舅舅说你爹妈憋屈一辈子就算了，你不能跟着憋屈，说着甩给他两张国际影院的票：“有女朋友带女朋友，没女朋友拿这票搞定一个！”

这两张前排居中的票，黄牛价两百不嫌多，当时是1998年。

红烧舅舅还格外嘱咐了一句：“演到快一个半小时，男主角削铅笔的时候，千万别眨眼。”

这就是红烧舅舅和其他黄牛不一样的地方，别的黄牛非要这票子快砸在自己手里了，才走进电影院，不看白不看。红烧舅舅呢，新的电影上映第一天的最后那一场，他无论如何也要进去看。属于他自己的那张电影票，天王老子来了都买不走。

但毛肚辜负了舅舅，他没找着合适的女同学，只能跟要好的男同学去了。

莱昂纳多削完铅笔，全场鸦雀无声。

从电影院出来，男同学对毛肚说，你真是我最好的兄弟！

过了四年，等毛肚上了高中、终于有个女朋友可以带进电影院的时候，大银幕上再也没有裸体女人出现了。

那是影院单厅制的末世，周末一个600人的大厅放《指环王1》，观众就五个人，分别是毛肚情侣、一对母子，还有一个看电影时喜欢哼哼唧唧的男人。毛肚一开始以为那人有病，直到忽然有个姑娘的脑袋从男人的肚子上抬起来，这才明白一共有六个人。

毛肚那时候很纯良，心想，这对狗男女，白瞎了一部好电影。自己却连女朋友一个手指头都没动。

来年高考报志愿，毛肚填了影视编导专业，毛肚爹妈说这个专业学费高，不如学金融或者会计。

这时是VCD的天下，红烧舅舅在黄牛票之外发现新商机，在文化宫门口摆了个卖光碟的摊子，电影院上映的或者不上映的，包括不容于国家法律政策的碟都有卖。

红烧舅舅力挺外甥说，就考影视编导，我以前每次进电影院看那些火爆的外国片就想，咱们他妈的什么时候能拍出这样的玩意儿来啊？肚儿，以后就靠你们这代人了，知道了吗？学费贵，我出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