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2)

岂止，透过“魅寇”（杨渡父亲名字“铭煌”的日语发音）的不寻常的旺盛生命力，我们看到了一般社会经济史所难以勾画出来的隐秘而惊人的线条，因为魅寇虽是一般意义上的小人物，但却在他力所能及之地，努力撑破体制与现实所加诸他的种种限制，而这或许是众多关于台湾当代的工业化或发展叙事所无从着墨的一个重要侧面，因为它们太强调那些既存的结构或文化条件了。杨渡在 “终曲 ”里也如此说：“是的，一个时代，一个属于工业时代的风景，正随着父亲的离去，慢慢结束了。”

读这本书，让读者在魅寇的翻腾不定的无畏人生结束后，深刻地感喟于一个潜在的问题：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将如何安身立命？我们将如何面对并迎向未来？我们，又将如何被后人回忆与理解？

以魅寇（1930至2014）的一生为主要线头，杨渡编织出一个兼具深广度的社会、人文与历史的交响风景。又，如果也可以说魅寇的故事是一个被他儿子诗人杨渡所镂刻出来的一片生动、可信，乃至可爱的浮雕风景，那么，之所以能如此，恰恰是由于魅寇的一生是镶嵌于一个由小至大、由迩至远的多层次背景架构之中，包括了家族中的女性、父亲与母亲的家族史、乌日（或台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史，以及作为大背景脉络的日本殖民史与政权更迭史。

乌日是一个和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成年台湾男性都发生过关系的地方，因为著名的军事训练中心成功岭就在乌日。千千万万的大专生新鲜人都曾在乌日的星空下睡过六周，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对这个地方可说一无所知。读了杨渡的书，才知道乌日的地名由来。原来，先民因为乌溪河面宽阔，在静静如湖的河水上见到 “红彤彤落日，映满河面 ”，就称这一带为 “湖日 ”，然后到了日据时期，日本人不索本意，只凭发音，改成了如今的 “乌日 ”二字。借着自家亲见与长者口传，杨渡带我们回到一个曾经风景迥异的乌日，在那一方水土之中 “天空是澄蓝的，溪流是干净的，土地是柔软的 ”，而每一个早晨 “都是用晶莹的露水去冰透的风景 ”。这是杨渡对六十年代乌日的风景记忆。但杨渡并不是一个田园派诗人，他在明媚的大地上看到阴暗的皱褶，从晴空深处听到霹雳。在谓之乌日的那块地界上曾终日行走着一个遭受白色恐怖荼毒的 “在自己家乡流浪 ”，被人叫作 “空竹丸仔 ”的斯文疯汉。那里朴实的农民也曾因为干旱而极其恶毒地抢夺水资源乃至亲戚反目。而在日据时期，则因为成功岭是日本人的军事养马场，而使乌日成为经常要躲美军轰炸的一块恶地；曾经，成功岭上、岭下有过马匹在如雨的炮弹下，失魂落魄、尖声嘶鸣、左奔右突的风景，而杨渡的二叔公就是在这样的空袭中失去了一条腿。这样的乌日，在“二战 ”末期，又因日本的军事需要，暂时成为军服生产的最重要纺织基地，而这个在 “工业日本，农业台湾 ”政策下的少有例外，却成为战后的重要纺织厂 ——吴火狮的 “中和纺织厂 ”——的前身。

然后就进入了这本书的主要乐章——轰隆隆的台湾七十年代。魅寇关闭了他脱农转工的第一个工厂——瓦片厂，开启了他的 “铁工厂时代 ”。那是一个雄性的、躁动的、任性的、喜新厌旧的开创时代。

在石化工业区前晒稻子，工业与农业交集在一起

1970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转变年代，世世代代绑在土地上的人们开始受到无处不在的 “发财 ”诱惑，于是有人开始种植各式各样的经济作物，甚至养一种名叫 “白文鸟 ”的经济鸟，以为可以牟取暴利，但潮起潮落，总归是一场热闹的空，搞得很多人血本无归。虽然欲望的心血无时无刻不在剧烈地翻搅着，但是一头热的人们对于如何理财、如何借贷，何谓信用、何谓规划，可谓一窍不通。而魅寇就是这个时代漩涡下的一个屡遭灭顶但仍奋泅向前的小人物。而那时的乌日已经和六十年代初的乌日风景迥异了。1970年初，那个原先叫作 “台湾纺绩株式会社 ”（村人习称的 “布会社 ”）的中和纺织厂，已经扩充到一千五百人的规模，而由于大多数劳动者都是女青年，又给这个小镇带来了无限的青春风光与爱情故事。也就在此时，琼瑶的爱情电影也成为人们的必要精神商品，让无数盼望城市生活的年轻男女得到一种梦想的投射。同时，出现了所谓的 “钥匙俱乐部 ”，青年男女工人于假日骑摩托车冶游，而女方怀了孕则还要请头家娘代为提亲。在全岛摩托化的同时，骨科被时代造就为一门重要生意……

杨渡投入而不失冷静地描写了魅寇这样一个台湾男性农民创业者像一条蛮牛般地冲撞、任性，以及整个家族，特别是他的妻子，为他的发达欲望所付出的包括流亡与坐牢的众多代价。杨渡不掩其轻蔑与遗恨地速描了那群只想把这只仅余其勇而闯入工业化森林中的小兽魅寇吃干抹净的无情掠食者的嘴脸，但又以一管热情如火的笔，描写了这个时代的新兴工人阶级群像：他（她）们挥霍的青春、爆发的生命力、饱满而压抑的情欲，他们的肌肉与她们的娉婷，以及工人的粗鲁而率真的义气世界。杨渡把他脑袋发烧的父亲和那个全身滚烫的七十年代写得极为鲜活。合上书，我还能记得魅寇要周转，回到家里，非要他母亲和妻子答应卖田地的怄气样。“你们啊，憨女人！世界就要翻过来了，你们知不知道？再不抓住机会，难道要一辈子趴在田中央，做一只憨牛？” —魅寇的那兼男性愤怒与小孩撒娇的声口，在我书写的此刻仍余音不绝。虽然这个年代有很多问题，带来很多的伤害 —尤其是环境生态，但杨渡对他父亲的七十年代，抱持着一种对英雄与英雄主义的敬重与惜别。一个农民出身的、日据时期小学程度的魅寇，竟然为了自尊，能够独立钻研出一种属于当时日本锅炉工业的高端技术。七十年代末的某一个冬天，魅寇在夜暗的埔里乡间公路上，语重心长地告诉和他一起出差检查某客户锅炉、尚在大学就读的儿子：“这人生，终归是一句话：终生职业之奋斗。”

全书的最后两章不能不说是泼墨似地快速走过七十年代结束之后的三十余年。读它们的感觉不能说不好，但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而且还是一种似曾相识的苍凉 —我的确深深地感到杨渡的这两章书写很类似《红楼梦》或是《三国演义》的尾声，一种景物萧条人事全非的大苍凉：三合院空荡荡了，慈祥智慧的老祖母先是不养鸡养鸭，然后过世了，魅寇老病残矣，曾经是乌日美人的小姑姑去世了，纺织厂前朝气蓬勃青年男女工人进出的盛景消失了 ……而乌日既没有了六十年代的山明水秀，也失去了七十年代的朝气拼搏，陷入一片大家乐赌风，处处是挥金如土的 “田侨仔 ”的局面。这当然不只是乌日，全台湾都变成了 “一条大肥虫，从加工出口型工业吸饱了血，张着大口，饥饿无比，仿佛什么都可以吞进肚 ”。这股怪风甚至吹到了昔日 “弘农堂 ”的杨家，连一向鄙夷魅寇好赌的妻子也不能幸免于此。而之前非要卖地开工厂的魅寇，此时又为了向家里讨钱而怄气了，但不是为了开办实业，而是为了要买宾士轿车。七十年代后魅寇唯一的（当然也是很重要的）成就，就是全力投入乌日的妈祖庙的筹划兴建。魅寇从一个无所依凭无所畏惧的壮年，走入了一个回向传统与宗教的初老之人，而大略从时代的浪头淡出了。魅寇的下一波，也就是他的儿子 —书写者杨渡，则淡入了镜头，携来了这个社会的变动音讯以及家族的繁衍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