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人们觉得毛姆顶多算是个出色的通俗作家(6)

《月亮和六便士》遭到低估乃至忽略的根源在于其自身的欺骗性。经过长达二十年不辍的笔耕，毛姆在这部小说中展现出炉火纯青的叙事技巧和优美准确的遣词造句，然而这种精熟的匠艺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行云流水的快感，即便是那些故意站在毛姆对立面的吹毛求疵者，也无法否认他的作品——当然包括《月亮和六便士》——令人不忍释卷；但另一方面，他巧妙埋藏的线索和用心良苦的寓意，却消弭在这种流畅得几乎无需动脑子的阅读体验里。换句话说，无论是普通的读者还是专业的学者，往往会因为这种高度易读性而错误地将这部堪称现实主义典范的作品等同于平庸的通俗小说。

《月亮和六便士》1942年被搬上大银幕，但观众认为电影并未诠释出小说的精髓

最常见的误读莫过于将保罗·高更的化身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当成小说的主角；就我看到的众多文献而言，绝大部分评论者都是这么认为的。基于这个错误的假设，他们对《月亮和六便士》提出了两种严厉的批评：斯特里克兰的人物形象并不真实，其舍弃家庭投身艺术的动机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然而毛姆无意为斯特里克兰立传，他要做的是“继续用双行体撰写德育故事”。

既然毛姆以乔治·克雷布自况，这里的“双行体”，当然就是现实主义。就人物角色、背景设定和叙事情节而言，《月亮和六便士》的维多利亚色彩并不难辨认。小说的角色是寻常的平民百姓：叙事者是怀才不遇的作家，德克·斯特罗夫是庸常蹩脚的画家，尼科尔斯船长是离乡背井的流民，缇亚蕾·约翰逊是开门揖客的商人，至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原本是再平凡不过的股票经纪，充其量只能算是中等阶层，离开伦敦后主要以打零工为生，最终还沦落到依靠塔希提岛上某个土著女子的祖产过日子的地步。小说的背景全都设定在真实的地方，如伦敦、巴黎、马赛、塔希提等，书中关于这些地方的文字，无论是社会风气还是地理景观，均是现实的写照；尤其是毛姆对伦敦生活、巴黎市井、马赛妓院和塔希提景色的描写，简直就像历史纪录片般精确。叙事情节更是毫无突兀之处，整个故事随着叙事者在伦敦、巴黎和塔希提之间辗转而逐渐推进，跟作者本人的生活轨迹如出一辙。而且不仅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其他人物的性格谈吐，也都有真实的原型：露丝·沃特福德取材于毛姆的好友维尔丽·汉特（Violet Hunt），德克·斯特罗夫则来自休夫·瓦波尔（Hugh Walpole）；至于可怜的布兰琪·斯特罗夫喝草酸自绝于世，显然是嫁接了毛姆的哥哥哈里的悲剧：这个郁郁不得志的文学爱好者在1904年7月喝了硝酸自杀。《月亮和六便士》还有更多的细节来自毛姆的生活，限于篇幅，这里就不继续展开了。

毛姆和朋友们在玛莱斯科别墅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文以载道是现实主义小说必备的特征，不过《月亮和六便士》的寓意却没有那么容易被发现。那些误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当成小说主角的评论者，有的觉得毛姆旨在阐明艺术创作和世俗生活的矛盾，有的认为小说揭示了唯有艺术才能真正永恒的道理，甚至还有人在罗列了斯特里克兰这个角色的种种“不足”之后，又自作多情地替毛姆开脱，宣称“《月亮和六便士》的教训是天才不可能用笔墨来形容”。如果没有遭受蒙蔽，能够避免过于流畅的阅读体验引发的粗心大意，仔细到小说中寻找作者精心设置的伏笔，我们将会发现，这个“德育故事”所要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和毛姆一样老派的道理。